極簡概念藝術殿堂 – Dia:Beacon(下)

 

「一件強而有力的作品,往往使人無言以對。他們甚至感到些許的憤怒,因為他們不能理解我要表達的。」 ——麥克.海澤(Michael Heizer, 1944-)

館內最讓我震撼且感動的作品,則屬大地藝術三巨頭之一麥克.海澤(Michael Heizer, 1944-)的『北,東,西,南』(North, East, South, West, 1967/2002)。這四個在迪亞畢肯鑿出的四個巨大的黑洞,是他在1967年開始在大地上落實創作的衍伸。海澤使用岩石、土地及沙漠為創作材料,以移動它們作為創作手法,將傳統的雕塑語彙完美引入自然環境之中,這些非典型的雕塑作品,或者說是「逆」雕塑的存在,使作品作為傳統意義上的雕塑的同時,創造出獨特的空間感。

hei-north-east-south-west

備註:若想就近觀看海澤的『北,東,西,南』,可在行前先上官網進行登記,每天有開放10位的名額


「我從不帶著特定目的著手構建,也不帶著先驗的觀念和理論主張出發。結構是實驗和創造的結果。每一次的探求都有著一定程度的不可預見性,一股困擾的情緒,一個急欲窺見完成作品的念頭,直到作品完成後才會散去。作品中令我驚奇的部分,總會將我引向新的作品,我稱它為一瞥。通常,一個準確的決斷會誕生出一種模糊不清,於是這一瞥就從中浮現。」——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 1939-)

往往參訪者逛到位於地下一樓理查德塞拉展廳時已將近日落時分。這裡擺放著三個巨型鋼製雕塑《雙層扭曲的橢圓》(Double Torqued Ellipse, 1997)觀眾可自由地走入雕塑內。當微弱的光透過磨砂玻璃的縫隙折射到塞拉的銅牆鐵壁上,光影隨著時間流逝在作品表面的粗糙顆粒間,緩緩地滑動著,此時無論你置身雕塑的裡或外,都會被這種緩慢的變化所震懾

以大型場域特定的雕塑而聞名的塞拉,早期的作品實際上是相當抽象的。自1971年起,塞拉開始以油漆、蠟和顏料壓製而成的黑色畫筆作畫,唯展現當中表現出時間、物質和過程的觀念,對塞拉早期作品不熟悉的訪者,可能輕易就擦肩走過,位於迪亞一樓展示廳的壁上裝置,可看出藝術家堅決不在作品中展現絲毫隱喻意義或情感的指涉。

然而,將空間視為一種材料的塞拉,最著名的代表作品莫過於他那強調素材本身的重量和質感、有著極簡主義風格的大型裝置作品。在此,塞拉為迪亞畢肯量身建造專屬的裝置作品,選用了他慣常使用的鈑金耐候鋼,這些巨型裝置是經過精密計算,而能自行支撐站立。

ser-torqued-ellipses-bill-jacobson-10-22-2014-hr

Richard Serra, installation view at Dia:Beacon. © Richard Serra/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Photo: Bill Jacobson Studio, New York

記憶猶新的是,當我在撰寫前一篇專欄時,研究了布洛德基金會(The Borad)創辦人的生平,他曾在自傳中分享了一則小趣聞。 有著6.6公尺高、7.5公尺寬、由4片表面生鏽的鋼材組成的巨型雕塑被命名為「沒問題」(No problem, 1995) 是其來有自的,當藝術家接下委託創作到將作品送達布羅德家門口之前,從不肯透露任何相關細節,不論是作品規格、裝置方法在電話中,藝術家總是以「沒問題」(No problem)來回應著布羅德夫婦,也因此當作品落地在布羅德家門前,這頗具儀式感和末日感的巨型裝置,著實讓兩夫妻傻了眼,「沒問題」也成為布羅德收藏生涯史中最令他們訝異的當代藝術作品。


在迪亞畢肯有九成的空間拿來展示永久館藏作品,剩餘的部分則作為新展覽使用。

自去年典藏多件後極簡主義先鋒藝術家巴里勒瓦(Barry Le Va, 1941-)的重要成名作,此作「當二合而為一:從這裡去到那裡」(Two Becoming One: Here to There, 1968–69/2019)首次於迪亞展出。藝術家勒瓦灑下大約兩英吋高,兩英吋厚,四十英尺長的粉筆灰,然後重復用空氣壓縮機吹走部分的粉末,重復這個過程直到粉末觸及整個展間,看似隨風而起伏的波浪營造出一種看似無盡的遼闊空間。這些激進的作品與同時期的極簡藝術家所創作的鮮明幾何結構雕塑,形成鮮明強烈的對比。

勒瓦認為他的作品是一種類似於事件現場的碎片,他希望觀眾能像名偵探,從零碎的材料或文本線索推敲藝術家的創作腳本,透過解構再重構這些看似隨意,但無一不精心的計劃和巧思安排,其過程更能重現藝術家思想的深度。

leva-installation-1

Barry Le Va, installation view, Dia:Beacon, Beacon, New York. © Barry Le Va. Photo: Bill Jacobson Studio, New York


「終其一生,我都在努力嘗試從最簡單的形式,創造出最大的意義。」 ——安娜·特魯伊 (Anne Truitt, 1921-2004) 

對極簡主義藝術不夠熟悉的參訪者而言,放眼望去安娜特魯伊特她那線條明快的雕塑作品,可能就風格上類似於唐納德·賈德(Donald Judd )和卡爾·安德烈(Carl Andre)的極簡造型而誤判了。事實上,特魯伊特的藝術意圖與他們的創作截然相反。特魯伊為了將人為情感的介入降至最低,在當時許多極簡主義藝術家的作品多半是經由他人(或機械)之手製作,但特魯伊特卻反其道而行,堅持透過自己的雙手繪製所有的雕塑作品。也因此,這使得她的雕塑散發著微妙的溫度感,尤其可從近距離觀看她作品透露的些微色差中發現,她藉由(看似簡單且)純粹的形式,掩飾了內心複雜的細膩情感,以最少量的方法呈現了她能透露最大量的情感。

88050874_10219846316761813_1970649953113997312_n


「作品不用被具體地創造出來」勞倫斯.韋納(Lawrence Weiner, 1942-

在迪亞入場購票處或是出口處的咖啡廳皆可看到勞倫斯.韋納自七〇年代的成名代表作。韋納透過描繪簡單的詞彙、詩詞與圖案作結合置於牆面上,將設計作為一種動力系統,藉由意義上的消解與重構,邀請觀者在他作品中扮演積極的角色。與梅爾·博克納 (Mel Bochner, 1940-)相同,擅以語言符號向傳統觀念裡的藝術本質提出質疑、批判為人所知。有趣的是兩位觀念藝術大師皆從未承認自己是以觀念創作,而韋納更堅稱自己是「唯物主義者」。

wei-4


後記

儘管瘟疫的來襲,使得台北和紐約之間的距離,比記憶中的任何時候都還要遙遠。

隨著書寫本文,思緒回到這趟超乎完美的極簡藝術朝聖日的不完美收尾….Dia:Beacon有著時間感混亂的狀態,好似搭上時光機回到當代藝術史崛起的源頭。場內有著咀嚼不完的大量資訊,所幸在館外有著精心設計的法式庭院讓人能喘息。戶外庭園中間留著一道極窄的通道,僅能容納一人通過,穿過此便能遙望一覽無忌的湖岸,自然光被匯集於此,實在是美不勝收。

100901644_10220767889720561_7958584509841014784_n

往往在旅行時遇上「驚喜」,遠比計劃中的行程還要精彩。除了因為沒事先查好回程的火車班次,差點回不了紐約的驚險之外,此行在紐約新美術館,誤打誤撞的闖入一家看似不起眼的藝廊,偶然地發現竟是英國大地藝術家理察·朗(Richard Long, 1945-)的個展開幕夜,撞見的不只是來自英國大地藝術重現的舊作,更有極簡藝術大師卡爾.安德烈(Carl Andre, 1935-)本人:D 所以,建議讀者去Dia:Beacon一定要事先做足功課,查好火車回程的班次,預約海澤的『北,東,西,南』導覽,還有丟開地圖,在紐約隨興致冒險!

88175480_10219874848515089_220360753184505856_n

 

— 全文刊登於亞洲藝術新聞6月刊 《KAYO藝事錄》—

文 / 呂家鎔 Kayo Lu 轉載請註明出處

 

 

極簡概念藝術殿堂 – Dia:Beacon (中)

 


「畫什麼從來不是一個問題,如何去畫才是。」——羅伯特·雷曼(Robert Ryman, 1930-2019)

羅伯特·雷曼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以白色為主色調,尺幅為方形的抽象畫。初看一片近乎白色的繪畫,讓人摸不着頭緒的作品,卻不知為何給予人千變萬化不知所措之感,但其實這幅畫比一般人想像的要費時許多,因為這是藝術家花了大半輩子去研究繪畫表面與光線、空間關係的結果。

羅伯特·雷曼的極簡風格最早可回溯到(1919年在德國魏瑪成立的)包豪斯學院Bauhaus,雷曼作為上承俄國藝術家馬列維奇(Kazimir Malevich, 1878-1935)的「空白藝術」和抽象表現主義的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 1913-1970)的「色域繪畫」(color-field painting),下啟極簡主義和觀念主義藝術的重要關鍵人物。數十年如一日地專注於他的白色繪畫,並憑藉著他的恆心與毅力在藝術界享有一席之地。

羅伯特·雷曼的藝術家之路,曲折又漫長,似乎不經意,卻又展現天份。 羅伯特·雷曼出生在盛產美國鄉村音樂田納西州。1948-1949年曾在田納西州理工學院主修音樂,後來隨著應徵入伍,成為美軍後備役士兵,在朝鮮戰爭期間被分派至軍旅樂隊。1953年,退伍後的羅伯特·雷曼,懷揣着對音樂的夢想來到美國紐約,但成為一名職業的爵士薩克斯風樂手,發揚田納西州爵士的美國夢並不好實現,無奈之下,生活拮据的他白天在MoMA做著保安的工作,晚上則跟着爵士鋼琴家Lennie Tristano學習音樂。雷曼因為工作的關係,因緣際會的結識了後來成為極簡主義大師的索爾·勒維特(Sol LeWitt, 1933-1996)和丹·弗萊文(Dan Flavin, 1928-2007),居住於紐約下東區的他,當時的鄰居則有Eva HesseTom Doyle等藝術家,於是雷曼在周遭朋友的鼓勵下,開始了自己的繪畫創作,直到1961年,他成為一位全職藝術家。 

四年後,他被選入古根海姆美術館的28人群展,同期參展藝術家有抽象表現主義大師的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和弗蘭克·斯特拉Frank Stella等人;隔年,他在Paul Bianchini畫廊舉辦首次個展後,一舉成名,開始受眾多國際著名藝術機構爭相收藏。但他個人生涯史上最重要的轉折點則是,1969年,當他被國際策展人哈洛德・史澤曼(Harald Szeemann, 1933-2005)欽點,參展於位在瑞士伯爾尼美術館的展覽《當態度變成形式》(Live in Your Head: 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words – concepts – processes – situation – information)。《當態度變成形式》這個呈現美國20世紀5060年代一批非波普、非歐普藝術家的劃時代大展,除了標示「獨立策展人」這個身份的誕生,同時也是首次將「創作的過程」視為跟作品本身一樣重要,扭轉了我們對當代藝術認知和觀看方式。此後,雷曼成為世界級雙年展的常客,在他眾多展覽履歷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三次卡塞爾文獻展(197219771982)、三次威尼斯雙年展(197619781980)、三次惠特尼雙年展(197719871995)的記錄。

在羅伯特·雷曼的觀念裡,「畫什麼並不是最重要的,要怎麼畫才是問題」,實驗性和作畫過程中的那份專注,才是他創作的最大特點。儘管雷曼被藝術史學者們歸類為「極簡主義」和「概念藝術」畫家,但他始終認為自己的作品並不抽象也不完全是單色的,主張繪畫是矛盾的「現實主義」,甚至為此發出聲明,用現實的光線和空間工作的自己並非畫家,他對繪畫製造幻覺的那部分情況甚至不感興趣,雷曼認為自己只是在組合不同的繪畫材料——用白漆在畫布上或在其他材料的介質上,經過重複的「偶發」筆觸塗抹,由於不同的肌理、質感、薄厚圖層、相同色之間,產生了類似於光與影的微妙變化,他認為這些化學反應將和觀者的生理、審美產生共鳴。因此雷曼甚少給他的作品起名,他認為繪畫標題只是作為身份的一個標籤而已;此外,他相信這種單色帶出來的沈默空無感與形而上特質,更能引發觀者的沈思默想,而不願用標題侷限觀者的自我詮釋與想像。

雷曼參與了迪亞畢肯展示空間的設計,包括展廳內的天窗可撒入的自然光線量與方向,並規劃了五個比例大小相近的長廊,拿來擺飾這些常設展作品。在此可看到藝術家自1972年在位於紐約上城的古根漢博物館(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的回顧展以來,最大規模的展覽。 在白色牆面上整齊地掛上白色的畫作,讓參訪者好像走進一個空蕩的空間,在極簡主義定義裡,雷曼顛覆了一般意義上的繪畫,甚至可說是終結了繪畫。雖然畫作裡沒有直觀的意象,但並不表示裡頭什麼都沒有,有的更多的是觀念上的反叛和象徵性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逝世的羅伯特·雷曼也許對臺灣的大眾而言,並不是那麼陌生,他曾因一幅看似「空無一物』的白色抽象畫「橋」(Bridge, 1980),在2015年的佳士得拍賣會上以2060萬美元(約台幣6億)的高價落槌而引起一波熱烈討論。


「當我觀察事物時,我總是看到它們所占據的空間。我總是希望空間能夠恢復、重現」——安迪.沃荷(Andy Warhol1928-1987

迪亞畢肯,一個堪稱概念藝術家的夢的殿堂,但在此,踏入館內的首件作品卻是紐約波普教父安迪.沃荷(Andy Warhol1928-1987)的巨型裝置作品——「影子」(Shadow, 1978-79)

放眼望去寂靜的空間裡唯有此系列作品和白牆,「影子」由兩種相似的抽象圖案組成,被重複印刷至102幅尺寸完全相同的畫布上,並背景被施以多種不同的顏色。色彩對比極端的鮮明,但橫貫其中的壓倒性黑暗被賦予了具有威脅性的重量,身處其中有種壓迫性的窒息感。 眼前的「影子」絕非簡單的重複, 每一幅作品都對應著一種具有揭示意義的形式。「當我觀察事物時,我總是看到它們所占據的空間。我總是希望空間能夠恢復、重現」——沃荷在創作此做時曾如此說。正因為光明與陰影相互交融,光明的背面,一定暗藏著陰影,反之亦然,藝術家藉「在場」的陰影,將觀者的凝視導向不在場的「光」。事實上,『影子』完成於藝術家邁入五十歲之際,沃荷對於生死的思考和探討,可視為沃荷創作思維的轉捩點。也因此「影子」 堪稱安迪.沃荷創作史上最為神秘的系列作品。

迪亞基金會曾為安迪沃荷最忠實的粉絲,擁有最大量沃荷的作品。一直到美國安迪·沃荷博物館落成,基金會慷慨捐贈出高達兩百餘件沃荷的作品,以供研究和展示,唯獨留下「影子」這件委託巨製作品。迪亞基金會總監傑西卡·摩根(Jessica Morgan)解釋:「之所以唯獨把『影子』系列留下,是因為在各層面而言,此系列和沃荷其他的作品非常不同:其一是因為廣為人知的貓王或坎貝爾湯罐頭等作品都是分別獨立存在的作品,但唯有「影子」系列是不可切割自成一體的;其二是因為這件替Dia:Beacon量身打造,由102幅尺寸相同的畫布所組成的「影子」系列裝置作品,是安迪·沃荷唯一一件徹底抽象的作品。通過此作人們可展露安迪·沃荷不為人知的一面。」值得一提的是,與藝術家多數絲網印刷作品的光滑表面不同,沃荷和他的工廠曾在「影子」的畫布上輕輕刷過一抹顏料,看似隨意的筆觸賦予了每一幅畫面獨特的質感,單薄的平面「影子」因而有了動感和節奏,構成這一如夢似幻的畫作。

99095873_10220718203998449_3565678855546994688_n

註:這一系列的主題具有絕對的沈重性,沃荷的「影子」一座座宛如無常的紀念碑,此作除了在迪亞畢肯美術館之外,僅在2012年美國赫什霍恩博物館(Hirshhorn Museum)和2016年在上海余德耀美術館完整展出過。


「在觀念藝術中想法和觀念是最重要的。當藝術家用觀念作為藝術形式,那麼所用計劃和決策都將在執行前完成。思想成為一個藝術創作的機器。」—— 索爾·勒維特 (Sol Lewitt, 1928-2007)

提到觀念主義,我們不得不提到索爾·勒維特 (Sol Lewitt, 1928-2007) 這篇名為〈觀念藝術短文集〉(Paragraphs on Conceptual Art)的文章:「當藝術家以觀念創作作品時,意味著他已預先規劃並決定好所有細節,執行本身只是例行公事。思想成為一個藝術創作的機器。這樣的藝術創作形式並不是理論上的附屬,它具有直覺性,因為它涉及了人類的心智過程,並非漫無目的的。」自1967年刊登於藝術雜誌《藝術論壇》(Artforum)後,他對藝術家作為思想生產者的信念,在從現代到後現代(post-modern)的過渡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勒維特將概念藝術闡釋為一種理性且務實的行為,為藝術家的角色增添了新的維度,與當時盛行的抽象表現主義的浪漫本質截然不同。勒維特認為「想法本身就是藝術品」,並堅持認為藝術創作就好比建築師為建築物設計藍圖,然後將項目移交給施工團隊一樣,藝術家應該構思發想,然後將其「作品概念」委託他人生產。他對工業材料並不感興趣,他只專注於系統和概念體積,透明度,序列,變化,停滯,不規則等,也因此勒維特的作品從雕塑、繪畫和素描到幾乎完全是以概念性的形式存在。

lew-wall-drawing-411b-d-photo-bill-jacobson


「對於我們這世代的藝術家而言,賈德提出了一如畢加索向抽象表現主義者拋出的挑戰;你能做的要麼是顛覆突破前人、繞過前人曾走過之道、或者是被前人給收編。概念、過程和大地藝術,皆以各自的方式構成了對前一藝術思維的反抗。」—— 梅爾·博克納 (Mel Bochner, 1940-)

梅爾·博克納 (Mel Bochner, 1940-)身為1960年代和1970年代美國概念和後期創作領域的領先藝術家之一,率先透過數值、空間和語言之間闡述他對表達方式的質疑

迪亞為紀念梅爾·博克納的第一個裝置作品「測量室」(Measurement room)問世邁入50週年,特別委託藝術家在Dia Beacon重現當時的創作。回溯到19695月,在當時博克納使用黑色膠布,沿著水平線直接用膠布環形貼附在迪亞基金會聯合創始人之一的海納·弗里德里希(Heiner Friedrich)位於慕尼黑畫廊的牆面上,這些與水平線相對應的數字是畫廊空間內能被測量到的長度(例如,窗台的寬度、門框的高度等等)。

博克納以系統性方式丈量出畫廊內的物理空間參數,數字的釋義能有數之不盡的的變化組合,藉以暗示人身在其中不可言喻的感性體驗。半個世紀後,藝術家在迪亞畢肯選用了紅色膠布重現,藝術家以個人的視線高度貼下紅線,橫穿館內最大展廳的所有牆面。博克納不斷透過探索「語言」和「藝術」之間的關係,試圖模糊「讀」與「看」之間的界線,從而擺脫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和傳統的構圖方式。

100864536_10220732174667707_7844174891837292544_n

 

— 全文刊登於亞洲藝術新聞6月刊 《KAYO藝事錄》—

轉載請標記出處 攝影、文字/ 呂家鎔 Kayo Lu

極簡概念藝術殿堂 – Dia:Beacon (上)

紐約,這座(曾經)永不歇息的城市迷人之處在於它的自由、它的無限可能性,我想這也是為什麼令大多數人望之卻步的極簡、概念、表演藝術,又或是這個曾一度被斥責格調俗豔、將藝術商品化不配稱之為藝術的波普藝術能在此蓬勃發展。

將時序回撥至二戰後,當這群受戰爭迫害的藝術家流亡至紐約,他們扛著歷史的沈重包袱,透過抽象表現的手法抒發著情感,療癒自我,邁入六零年代,這群抽象表現藝術家發展至高峰的同時,出現了徹底與之抗衡的波普藝術和極簡主義運動。

如果玩世不恭的波普藝術代表的紐約的夜生活,那麼我想極簡和概念藝術就屬晨型人的紐約日常。前者透過對資本消費主義的「諂媚」,以媚俗美學反映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後者則有著嚴謹的思想結構,透過背後支撐的哲學思想,以形而上的美學提出發人省思的問題。或許我們可以斗膽如此推論,如果沒有紐約,供這群有著「異端思想」般的藝術家們避難,也許就沒有我們眼前的當代藝術世界。


談到極簡藝術,那麼我們就不得不談到這座被列入美國國家級史蹟名錄之中、有著著名極簡與概念藝術之殿堂支撐的—— 迪亞藝術基金會 (Dia Art Foundation)。

迪亞藝術基金會創立於1974年,為非營利藝術機構,以發想、支持、贊助、執行、以及保存藝術計畫為宗旨。由休斯頓著名藝術收藏家Dominique de Menil的女兒,也是全球最大的油田服務供應商之一的斯倫貝謝石油Schlumberger Limited公司繼承人的Philippa de Menil,她的丈夫、德裔藝術經紀人Heiner Friedrich,以及休斯頓著名藝術史學家Helen Winkler所創辦。他們尤其專注於收藏6070年代盛行的極簡當代藝術,大部分為「去物質化」(Dematerialization)思潮的代表人物。

迪亞藝術基金會創立至今,收藏了600餘件的當代藝術作品,包括許多體量驚人的裝置藝術和地景藝術(Land art),以及所相對應的文獻資料。值得一提的是,基金會為了有更具深度且全面的收藏,僅收錄了28位藝術家,在不同時期的代表經典作,可因而得知迪亞基金會的用心。命名為迪亞Dia背後是其來有自的,Dia取自希臘語的“through”意味著「穿越」,寓意基金會作為傑出藝術項目背後的推動者。在當時,這群藝術家們渴望受更少的限制,擁有更大的自由和空間展示作品,開始另尋能突破傳統的展覽形式,而這群反體制、又多與當時市場背道而馳的藝術家們,甚少能有機會得到補助。創辦人透過機構的成立給予藝術家們實質上的支持,使這些難產的藝術項目得以問世,於是我們能幸運的在今日看到這些(在當時不被大多數人理解的)藝術家的奇思妙想之作。

beacon-exterior-shot-15-photo-bill-jacobson-june-2016Dia:Beacon, Riggio Galleries, Beacon, New York. Photo: Bill Jacobson Studio, New York

迪亞對於藝術的想像和規模更是超越了傳統博物館或畫廊的範疇,除在切爾西(Chelsea)和畢肯(Beacon)的兩個展示空間定期舉辦展覽外,還會贊助和維護藝術家在世界各地的大型項目。比如——詹姆斯·特瑞爾(James Turrell)的『諾頓火山口計畫』(Roden Crater, 1970),在亞利桑那州的火山口藝術家製作了肉眼可觀看星相、天文和光景的觀測的裝置;唐納德·賈德(Donald Judd)在德州馬法鎮(Marfa)的Chinati Foundation基金會,、以及沃爾特..瑪利亞(Walter de Maria)在新墨西哥州的『閃電原野計畫』(Lightening Field, 1977),用400餘根避雷針組成的平原,這個接近兩平方公里的巨大地景藝術一年只開放幾個月,每天只接待不超過十位來賓,參觀者登記後需要入住在此,在半夜將有專人帶領,進入另一處的水泥房,南條史生曾稱之為「史上最難看到的藝術作品」。

迪亞其他著名散落在紐約城市內的計畫尚有:德國藝術家約瑟夫·波伊斯(Joseph Beuys)著名的『七千棵橡木』(7000 Oaks, 1987),此計畫源起於1972年的第七屆德國文獻展,從德國卡塞爾延續到紐約西22街上;2002年由藝術家Max Neuhaus發起,裝置於時代廣場人行道上的聲音裝置,也是迪亞提供給紐約市民的公共藝術;地景藝術家沃爾特··瑪利亞(Walter De Maria, 1935- )的兩件作品一個座落於Wooster街的《紐約土地室》(The New York Earth Room, 1977) 和位於西百老匯的《折斷千米》(The Broken Kilometer, 1979) 這兩個堪稱是蘇豪區的地標,宛如對照組,一個極致華麗,令一則樸實無華。

433b35aa87e3a24d9e0e141fd59c9322prod.exchangelabs.com_-e1510175336439Walter De Maria, The New York Earth Room, 1977. © The Estate of Walter De Maria. Photo: John Cliett

dem-the-broken-kilometer-1979-photo-jon-abbottWalter De Maria, The Broken Kilometer, 1979. © The Estate of Walter De Maria. Photo: Jon Abbott


備註:1968年第一件《紐約土地室》誕生於德國慕尼黑,當瑪利亞將塵土布滿Heiner Friedrich畫廊,此作讓沃爾特··瑪利亞(Walter De Maria, 1935- )奠定了他在當代藝術史中不可撼動的地位,而第二件則在1974年於德國DarmstadtHessisches Landesmuseum展出,但這兩件作品都已不存在,於是迪亞基金會於1977年向藝術家委託製作,1980年對外開放至今;至於後者則於1979年製作完成對外開放。

在大型連鎖書店Barnes & Noble老闆李奧納多·瑞基奧(Leonard Riggio)和紐約藝術文化界人士的支持下,迪亞基金會在20世紀90年代進一步擴張至位於紐約近郊的畢肯小鎮。斥資五千萬美元打造的迪亞畢肯美術館Dia: Beacon——此為目前基金會旗下最大的展覽空間。70%Leonard Giggio出資,紐約州政府資助2700萬美金,納貝斯克.巴納姆(Nabisco Barnum)捐出紐約近郊的廢棄廠房。

隨著美術館的建成,曾經固守著紐約切爾西和上東的大畫廊和從來不肯離開曼哈頓和南漢普敦的大藏家也隨之湧入,在畢肯鎮上的廢棄工業倉庫和空教室策劃展覽,開辦名流匯集的酒會。紐約中央火車站甚至專門為這個藝術中心開創了一條周末線路,由此可見迪亞比肯的影響力。美術館坐落在哈迪遜河東岸,搭乘火車,從紐約中心車站出發,一路沿著哈迪遜河,依山傍水的風景,逃離喧鬧的紐約市中心,約莫一個小時的車程,僅需花費32美元(套票包括往返火車票以及迪亞畢肯美術館的門票),便能到達一個遠離塵囂的世外桃源。

與其他美術館不同之處 空間與作品完美的契合

正當多數的美術館都出於建築名家大師之手時,迪亞畢肯卻反其道而行的邀請「光和空間」(Light and Space)運動的代表藝術家羅伯特·艾文(Robert Irwin)參與設計,規劃了從展場延綿至戶外休憩空間的整體景觀設計,一氣呵成的改造這座建於1929年的餅乾老廠房。 白色建築挑高近四十尺、寬闊的空間,成排的斜天窗和圍繞四周的落地窗引 入了充足的自然光,使得置身其中的作品能夠呈現出自然的面貌。

相對於MOMA、大都會等博物館,總以現代主義式白盒子的展覽形式,將展品整齊有秩序地陳列在展台或展櫃裡,在此是截然不同的感官體驗。在此很難把建築空間和展品拆開觀看,藝術品消融進博物館的一磚一瓦內,空間內的混泥土、自然光和桁架無一不與藝術品揉和成一體,或者我們可以這麼說,Dia: Beacon 是最能貫徹Dia理念的博物館,這些作品的內容並不涉及作品本身之外的指涉,僅留存於觀者的主觀在場體驗;作品和展場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展場「展示(exhibition)」作品,更不如說是作品在展場中「自我顯現(appearance)」。

在迪亞畢肯沒有既定的觀展順序/方向,遼闊且開放的空間,置身在館內,有時有不知自己身處何地,好似誤闖了哪位藝術家白日夢的錯覺;有時因為找不到展廳的出入口,因而不經意地迷失於展內,而與展品有零距離接觸。此外,為了不干擾觀展,展廳內看不到明顯的藝術家或作品標誌,非常考驗參訪者的眼力與腦力!若要知道眼前陳列的是哪位名家之作,得先繞出展場,藝術家創作論述和作品細部介紹的圖卡皆被低調地懸掛於牆面上。

文 / 呂家鎔 Kayo Lu

全文刊登於亞洲藝術新聞6月刊 《KAYO藝事錄》轉載請註明出處


Dia Art Found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1974 as the Lone Star Foundation, by Philippa de Menil, the daughter of Houston arts patron Dominique de Menil and an heiress to the Schlumberger oil exploration fortune; art dealer Heiner Friedrich, Philippa’s husband; and Helen Winkler, a Houston art historian. It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initiates, supports, presents, and preserves art projects which might not otherwise be realized because of scale or scope. To suggest the institution’s role in enabling such ambitions, they selected the name “Dia,” taken from the Greek word meaning “through.”

In addition to its exhibition spaces at Dia:Beacon and Dia:Chelsea, Dia maintains and operates a constellation of commissions, long-term installations, and site-specific projects, notably focused on land art,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Dia’s permanent collection holdings include over 600 pieces of artworks by 28 artists who came to prominence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including Joseph Beuys, Dan Flavin, Donald Judd, Agnes Martin, and Andy Warhol etc. The art of this period represented a radical departure in artistic practice and is often large in scale; it is occasionally ephemeral or site-specific.

Dia fulfils its mission by commissioning single artist projects, organising exhibitions, realising site-specific installations, and collecting in-depth the work of these artists of the 1960s and 1970s, as well as those of younger generations.

日本當代雕塑藝術家 – 北川宏人 Hiroto KITAGAWA

北川宏人:「我想投射在作品上的,是我自己那股”儘管無力卻想改變甚麼”的期望,也就是所有弱者的願望也說不定。」

隨著近日 #香港新聞,大家心中那說不出口的擔憂再次檯面化。經歷過日本經濟大蕭條的北川宏人,曾目睹社會的巨變,明知舊體制已走到盡頭,豈是輕易就能推翻。但在此之際,仍有一群年輕人及藝術家,憑著一身本事和努力不懈,在國際上發光發熱,「猶如從巨大頑強的岩層縫細間吐露新芽的小草」對藝術家北川而言,他們就像是扛著一個時代的精神、身影是如此的耀眼。因而使他刻意選擇以年輕人為 #雕塑 的原型,並表示「我想投射在作品上的,是我自己那股”儘管無力卻想改變甚麼”的期望,也就是所有弱者的願望也說不定。」

64251092_2246330385413758_652687428145905664_n

身為突出的當代藝術家,其能耐在於他鑿下、能勾勒出的不是單一時代的形狀,是個即使換個時空背景,也能反映和投射出不同時代場域的故事。儘管 #日式卡漫 風格是一般大眾對北川宏人作品的第一印象,但背後卻有堅實的學院骨架和堅韌的藝術家性格在支撐。

如果 #意識形態 是構成社會寫實主義 #藝術家 創作的重要軸線,那麼日本的近代史絕對是北川宏人創作繆思的根基。

 

日本當代雕塑家-土屋仁応 Yoshimasa Tsuchiya

在社會不平靜的時候,我們可以選擇些簡單的事物,用來平衡生活中的複雜。

#一場好展覽就是最好的救贖

觀看土屋仁應的雕塑,總會陷入一種虛實交揉、恍若神遊的情境。

64782543_2261870413859755_7003786307545595904_n

事實上曾多年專研文化保護學雕刻的土屋仁應運用了傳統佛像雕刻技法創作,擅長保留檜木及樟木的天然紋路與肌理,在乳白柔和光輝的表層透出彷彿人類肌膚的紅潤感,柔和的線條有渾然天成之感。

舉凡是獨角獸、食夢貘、人馬、人魚、龍、甚至是尼斯湖水怪……這些只存在於幻想世界中的神獸,在土屋仁應柔軟的線條呈現下化身為最真實的存在;值得一提到是,就近觀看,更可發現作品以水晶鑲嵌入目,神情怡然又自得,微張而不閉的眼神狀態,帶有平靜且沉澱的精神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土屋雕刻用的玉眼皆出自於日本 #玻璃藝術 手藝人 #田中福男 之創作。

結合精巧技藝與琢磨內在心緒的能力少有人能出其右,重要展覽足跡遍布北海道當代藝術博物館、神奈川橫須賀美術館等日本數個博物館,在台灣、日本各地的國際藝術博覽會的人氣更是居高不下,更曾受邀與日本雕塑界耆老的 #舟越桂 齊名聯展於 #東京都美術館「開館90週年紀念展」。

64874457_2261870467193083_6412889534505156608_n.jpg

 

《獻給嗜古主義者們》Painting for Archaists

After eight years of artistic pursuit in Germany, artist Chih-Hung KUO returns to his home town, Taiwan, and creates a series of non-traditional landscape paintings. Through mountains, KUO expresses the profound and delicacy of painting. His mountains are not drawn in a realistic manner but are the genuine sceneries in his mind. With the precise paint handling, the power of brushstroke, the sensitivity to the colour applied, KUO makes every detail in the painting on the exact spot they belong to. In fact, having certain degrees of controlling over his emotions is a crucial essence in his painting, which allows the atmosphere of KUO’s mountain is surrounded by a free spirit.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western and oriental culture, “A Mountain” series by KUO Chih-Hung seizes the attention of collectors around the world. The fascinating composition and unique brush of strokes are all the reasons viewers fall for KUO’s art. Uli Sigg is a successful man with multiple professional roles in career and is also a connoisseur in art, with his recognition, KUO’s talent is proving to be at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28058882_1936871239657554_8581198577772165204_n

アーティストの郭志宏は、ヨーロッパでも芸術的な町として有名なミュンヘンで修業しました。西洋の技法を学んだ彼は自分自身の東洋の伝統の精神を忘れず、それをさらに国際的にも通用できる芸術の言葉で表現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油絵という媒体を利用し、西洋の輪郭表現手法で山の景色を作り出した。単純の形式だけではなく、筆触や肌理で雰囲気の運営を重視しています。色彩の寒暖変化で画面の遠近を表現し、ドラマチックな光と影の明暗をしないし、明確な輪郭線も見えなく、色の塊で画面の空間・距離を構成します。このような独特な手法で絵画と人間の緊密かつ隔離的な矛盾関係を表現し、郭志宏の世界観を表しています。

 

67179291_10217967139423554_7868059763316097024_n

這是一場非典型展覽,
最私人的珍藏,
僅獻給也趣貴賓們的私密展。

甫於去年結束個展《肉色 | Flesh Tint》的吳逸寒和《 以山為名 | In the name of mountains》的郭志宏,在創作的艱辛之路上從不曾輕慢懈怠,沈潛不斷精進的兩人,醞釀已久的新作,隨即在今年下半年度在也趣萊比錫新空間盛大展出。

為此,我們攔截。

在德國展出前,將最難得一見的珍藏之作,首獻給也趣的貴賓們。與我們一同一窺吳逸寒x郭志宏多件未曾曝光新作,我們以酒誓言,共饗此私密展。

展覽_《獻給嗜古主義者們》Painting for Archaists 吳逸寒x郭志宏雙個展
藝術家_ 吳逸寒、郭志宏
展期_ 2019.07.26-08.10
地點_也趣藝廊 AKI Gallery (臺北市民族西路141號)

 

《刀尖的優雅-舟越桂、須田悅弘雙個展》Sharp Grace – Duo Exhibition of Katsura FUNAKOSHI and Yoshihiro SUDA

今年八月,也趣藝廊將隆重呈現兩位叱吒藝壇的日本當代雕塑大師:舟越桂、須田悅弘經典之作,兩人究竟何以創造臻於完美的精神境界,實則在於對特定事物近乎瘋狂的執著迷戀。本展將透過展出多件首次在台曝光的立體雕塑、素描原稿、版畫,進而完整呈現兩位當代雕塑大師精采創作的歷程脈絡。8/24(六)公眾開幕當日下午四點,藝術家須田悅弘將親臨現場,與知名策展人暨藝評王焜生老師、及曾任職於紐約貝氏(貝聿銘)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現為「無有」共同創辦人暨建築主持人、兼任東海/台科大建築系所助理教授的劉冠宏與會交流,分享現場嘉賓其創作背後不為人知的故事,帶領我們一同重新思考如何感受空間。也趣藝廊誠摯邀請您蒞臨「刀尖的優雅」與我們一同走進兩位日本當代雕塑大師的靈魂深處。

68798007_10218053925433150_3355683748233347072_n.jpg

舟越桂的創作靈感源於各色各樣的人體。人類形體的弧度之於舟越桂是窮盡一生的探索,在刻鑿的過程中,藝術家透露自己讓無形的力量牽引著創作,為作品注入鮮活靈魂與湧動能量,雕刻出的形體總擁有異於常人的姿態,不確定是否有受到16世紀義大利矯飾主義風格的影響,舟越桂雕塑往往帶有超人般的誇張外型風格,肢體修長的有如Parmigianino的長頸聖母(The Madonna with the Long Neck, 1535 – 1540)混合著詩意及神秘的外型,呈現出一種既怪誕又優雅的矛盾。從腰部一路向上延伸的半身像,修長的脖頸,大理石打造的雙眼,遙望遠方,閃耀著哲學家氣質。這位與草間彌生、森山大道並列日本國寶的雕塑藝術大腕,可說是日本現當代藝術界重要的雕塑先驅,作品不但收藏於法國龐畢度中心、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東京都現代美術館等四十餘所國際美術館典藏,更曾風靡於德國卡賽爾文獻大展,威尼斯、聖保羅、雪梨等世界級重要雙年展,然而,即便在如此輝煌展歷之下,舟越桂仍以馬拉松跑者般堅定不移的心審視自我,在探索人性的同時持續往前方邁進。

而帶觀者重新領略日常中所遺失的美好角落,則是須田悅弘對空間大宇宙的解惑。

67573685_10218053925193144_6918976998555516928_n

當進入須田悅弘創造的空間,猶如闖入虛無之境,觀者往往漫步在展場其中,卻遍尋不著鎂光燈下的焦點。須田悅弘以精湛雕工創造薄如紙張,掌心大小的木質花朵與枝枒,不以「數大便是美」的方式凝聚目光,絕妙之處在於,他刻意將作品沉默、單一靜置在空間之中,空間轉換為作品的一部分。觀者往往在轉身之際,於高牆、邊角或建物縫隙中,偶見那不起眼花草的巨大求生力量,不僅挑戰且衝擊了觀者對於美空間的感知與全新目光。其創作初心源於他對現代生活步調過快和美好事物易被忽略的惋惜感嘆。

Aki Gallery is delighted to present a new dual exhibition, Sharp Grace, of works by Katsura FUNAKOSHI and Yoshihiro SUDA. Within the exhibition of “Sharp Grace”, which contains the essence of FUNAKOSHI’s sculptures in sketching and prints allowing us to explore the most valuable boundary of the sculptural field. With the excellence of Japanese beauty, two leading sculptural experts’ works will lead us to explore the most notable Japanese contemporary sculpture history.

In fact, FUNAKOSHI has never followed his original sketches but rather allowing that unexpected inspiration and accidental sparkle to emerge. Hence, it is rather inaccurate to put his sculptures simply into realism category, each carves for FUNAKOSHI is all about the expression of real affections and figures.

In order to get the whole picture of FUNAKOSHI’s sculpture, one should start from the spirit of his works – the portrait sketches, instead of his incredible woodcarving techniques. According to FUNAKOSHI, “when the moment and the inspiration emerged, it is important to observe and make an immediate response. I have to seize it and to try making the most of it. The motivation of creating continuously is just non-stop creating”. Perhaps, that’s the reason why FUNAKOSHI’s sketches come to life, and, sometimes are even more glamour than those wooden sculptures. Needless to say, these energies of creativity has led FUNAKOSHI’s works to transcend any of the sculptures from the same era. FUNAKOSHI exhibited his works not only at the Venice Biennale, the São Paulo Biennale, the Documenta IX, and the Shanghai Biennale but his works also are represented in several art museums in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On the other hand, Yoshihiro SUDA will showcase his hyper-realistic wooden sculptures of plants and flowers. The nature of the environment or gallery space is central to SUDA’s creativity. For SUDA, the sculptures are ‘interventions’; subtle additions to an existing space or display. Each sculpture is only half of the work of art – the other half is their installation.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s core to SUDA’s work. Upon entering this exhibition, visitors will initially question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overlooked something. The startling realism of each sculpture demands closer inspection, even though the viewer is already aware that in the gallery environment it is unlikely that there are real plants growing out of the walls. This merging of the boundaries between reality and illusion creates a surreal sense of the ordinary becoming uncanny.

#Akigallery #也趣藝廊 #舟越桂 #須田悦宏 #japaneseartist #contemporaryart#taipei #mustsee #exhibition #taipeitour #guide #art #museum#DuoExhibition #KatsuraFunakoshi #YoshihiroSuda

The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of modernity – Dictatorship, Urbanism, and Visuality in Brasília

 

 

Introduction

 

In Brazil, a crisis of national identity was expressed through a loss of its characteristics. The city of Brasília, created in 1960 as the country’s new federal and administrative base, presented as the very first national style of modernist architecture in Latin America; it was a city of the future that achieved an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lbeit with a somewhat inhuman aspect after its completion. A nearly-six-decade distance separates us from the historical moment of both international and Brazilian architecture, embedding us in a certain critical distance that both allows and obliges us to contemplate political movements with a broader perspective (Peirano, 2005).

The dynamic transformation of Brazil’s modern architec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1) the high modernism of the 1930s; 2) the well-known productively heroic period of the 1940s-1950s; 3) post-Brasília from 1964 up to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A colonial presence is arguably ambivalent from a provincial perspective; hence this essay will focus on the second phase of modernist architecture movement in Brasília.

Brasília was no doubt pioneering amongst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nd beyond, and many years ahead of its time. It was the first city ever built that was designed from an aerial viewpoint. The design of Brasília evokes the image of an airplane, which is surely one of the most strategically surreal layouts. From a high vantage point, it is possible to see the city spread out from its central landmark – the monumental axis – like an octopus with tentacles reaching out, and its outspread wings established with its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blocks are lined with modern buildings of a distinctly rational order; an ambitious grid alongside the simplified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and futuristic facades.

Although there was, clearly, an attempt to assimilate Brasília into Brazil’s wider cultural reference points in order to both reassure and control Brazilians, the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which was deliberately designed to be symmetrical and harmonious was itself an invisible system, giving effective command and control to those above (Jameson, 2005). This systematically structured (and more or less oversimplified) zoning pattern was not merely a symbolic gesture; it was a real and productive force for authority. In a phenomenological sense, this act arguably deprived subjects of their objective beings. By so doing, it hindered the residents of Brasília from shaping their own urban memory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everyday life, something that eventually that took its toll. (Jacobs, 1961).

Particularly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there was a great desire to create an identifiable asset that was as purely Brazilian as possible, something that arguably sprang from Brazil’s history. The national identity remained ambiguous and fluid because Brazil had been the site of encounters, clashes, miscegenation and other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indigenous population, European invaders, and the slaves the Europeans had brought from Africa (Peirano, 2005). Nonetheless, the confusion of Brazilian identity resided in its racial diversity and the large mixed-race population (Gilberto Freyre, 1930). The origin of this crisis of identit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first century after Brazil’s independence. The colonial Portuguese dogma that had been theoretically advocated in segregation resulted in an emergence of a hybrid cultural identity of ‘Brazilianness’ instead of one of “assimilation” (Peirano, 2005).

As we shall see from this paper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national narrative of Brazil through investigating colonial pow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post-colonial age. It goes on to depict how we might conceive of this narrative as being spatial and visual, characterized by rapid urban reformation – in particular in the case of the planned city of Brasília, which can be seen as a transition from a radically utopian idea into an unexpected hotbed for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e myth of utopian design intends to “make the viewer dream into the picture, which awaits the viewer’s desires and pleasures in order to be completed” (Alan Pomering (2013), in terms of that which binds imagination and creation. According to Jameson (2005), “utopia, as a political concept, exceeds the realm of political theory and has become part of realms beyond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Modernism,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modernity”.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new strategies within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sign have gradually emerged as ways to rethink attitudes towards visual regimes and urban ideologies, especially in terms of ‘decolonising’ colonial power, knowledge and being. Decolonising as a kind of ‘memory’ of colonial power is central to a discussion of how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have been engaged in the enforcement of political control in a post-colonial era. This essay attempts to make sense of the practice of decolonis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in Brazil; this develops into a narrative of adaptive strategie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changing urban policies.

The first attempt to introduce Brazilianness to the public was in 1939 at the New York World’s Fair of the Brazilian pavilion, with the exhibition Brazilian Spirit. It was created by one of the key figur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rchitecture, the renowned Brazilian architect Oscar Niemeyer. The title of the exhibition expressed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spirit of Brazil through its nationalistic architecture (Behrendt, 1943). The exhibition received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in its early stages. Four years later, following a collaboration with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and the accompanying book Brazil Builds, this exhibition received a reasonable reputation which marked a turning point in perceptions of Brazilian identity abroad. Paradoxically, however, the Brazilianness in Brazilian architectural terms followed from being ‘discovered again’ by the Americans; this modernist characteristic was most likely “an American creation that served American political purposes”, taking place at that particular moment in between two World Wars (Peirano, 2005).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sign often reflect socio-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Brazilian politicians and intellectuals sought to address the Brazilian identity crisis through means such as the Brazilian Spirit exhibition. Arguably, the expression of modernist Brazilianness in architectural terms, to label their modernist endeavour became its first priority concern. Nonetheless, through this labelling practice only reinforces the status quo (Behrendt, 1943).

Since the nation had been struggling with constructing a coherent national identity, in 1956 a new express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architecture was created in the new city of Brasília, designed by Niemeyer. This revolutionary campaign was proposed by the populist Brazilian President Juescelino Kubitschek. The idea of urban planning was initiated in an effort to cleanse Brazil of its colonial past, and with an attempt create a new Brazilian spirit. For example, a planned prerequisite was that the city’s architects, engineers, planners and resources must be exclusively Brazilian (Ernesto Silva, Historia de Brasilia; Coordenada, 1961). However, paradoxically, there was an unavoidable tendency to appropriate European styles to develop an ultra-modernist style of architecture in a Latin American context: the reinforced concrete techniques and its architectural qualities were applied which were imported from these European-born (or trained) architects and engineers in order to produce buildings that “equal to or even superior” to those produced in the rest of developed world (Forty, 2012). In this sense we can see the arrival of concrete and the technique of cementing as being on the threshold of a new chapter in Brazilian industrialised era.

From the start of Kubitschek’s ambitious campaign, he promised his people that he would condense “Fifty years (of progress) in five” both in the advancement of industrialisation and being self-sustaining in economic growth. Brasília was an unprecedented scheme in city planning, without any parallel in modern civiliz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national attitude was so profound that the New York Times even reported that “Kubitschek has given Brazilians a national pride that never existed before”; the use of modern movement architecture in the city’s planning encourage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gave it a certain legitimacy. The city Brasília demonstrates the continued dominance of the Western canon.

The importance of ground plans is often oversee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urban policy. Essentially,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innovative and revolutionary urban planning employed at Brasília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Le Corbusier’s bourgeois thought. As Jameson (2005) pointed out that Le Corbusier was inspired by the spectacle of total military mobilization during World War I, as regards the elementary design principles of dwellings should place more weight on rational concerns. He explicitly stated that his “city was the rational expression of a machine-age consciousness, it is what modern man would embrace wholeheartedly”. In terms of the structure of zoning patterns, as long as one is familiar with a Le Corbusier city, then s/he would be able to recognise where the “monumental axis” is established. The fundamental step of ideal spatial planning is inserting a monumental axis at the centre of the capital. Within this framework, one has to see Brasília as a whole body of structure in a systematic order. Following Le Corbusier’s discipline, as he propounded in the doctrine of CIAM, “each man will live in an ordered relation to the whole as one’s status can be directly read from one’s distance from the centre”, as an extension of the so-called “urban hierarchy”. The very act of creating a zoning system implies a power over people, most particularly over the way in which places, their inhabitants and their social functions get represented; and once allocated, these zones are restrictive and tend to segregate inhabitants.

Obsession with modernity amongst Kubitschek and other Brazilian modernist architects such as Oscar Niemeyer and Roberto Burle Marx can be read as a powerful reaction against Brazil’s colonial past, marking a shift in the spatial position. The whole point of realising this ultra-modernist capital was showcasing a new Brazilian ident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nd transforming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for its new modern citizens. However, using the insights of Jameson (2005) can gi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y its principles were severely attacked by critics such as Bruno Zevi and Sibyl Moholy–Nagy, as they argued that “high modernism implies a rejection of the past as a model to improve upon and a desire to make a completely fresh start”; that is to say, “the more utopian the high modernism, the more thoroughgoing its implied critique of the existing society” (Holbraad et al., 2009). In this sense, this administrative rationale cultivated alienation and amnesia. Within the framework, if we judge it by its capacity to render a tangible Brazilianness in architectural terms, then its success was considerable, as initially Kubitschek’s Brasília stood in contrast to the corruption, backwardness, and ignorance of the old Brazil.

In 1964, a military coup with suppor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aw the city become the seat of the new authoritarian regime; its modernization policy was arguably translated architecturally in the overly simplified quality of architectural structures and zoning patterns (Behrendt, 1943; Peirano, 2005, 2005). In a sense, the particular quality of Brasília’s built environment can be seen to have enabled the dictator, given that the military coup remained for over two decades (Peirano, 2005) in a similar vein to the earlier European domination of the New World. The acquisition of modernist technology allowed Brazilian architecture to be given a sense of freedom, but nonetheless its freedom was simultaneously derived from the West. nevertheless, Le Corbusier and the CIAM doctrine could arguably have played a role of propaganda in the act of modern violence. The spiralling deficit accumulated by ‘the city of future’ drove the economy into a deep and damaging recession, and saw the Brazilian government’s fall into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urmoil, and damaged the Brazilian government’s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Ultimately, Kubitschek’s Brasília failed to unite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Jacobs, 1961).

Because Brasília, in many respects, was the first manifesto of architectural ultra-modernism to have emerged outside the western core (Behrendt, 1943; Peirano, 2005), Brazilianness was therefore first acknowledged worldwide in a modernism context. The terms behind Brazilian architecture and Brazilianness were arbitrary, articulated and triggered by social actors in determined situations. Following this logic, the great dilemma for Brazilian architecture is confron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azil’s colonial past and the system of values that originated in –and were largely regulated from – the West. The measure of its success or failure, ultimately, lay in how it was recognised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of which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was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modern is to live a life of paradox and contradiction. It is to be overpowered by the immense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 that have the power to control and often to destroy all communities, values, lives; and yet to be undeterred in our determination to face these forces, to fight to change their world and make it our own. (Berman, 1970)

The urban reformation of Brasília was completed at breathtaking speed and the most essential bureaucracies were accommodated without delay. Thanks to the cheap and readily available concrete, the city’s urban fabric transformed into a notably, and perhaps unexpectedly, sensuous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It is noteworthy to mention that this was the time when reinforced concrete techniques had not yet reached maturity in all of Latin America. This provided Kubitschek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over its reputation by exporting Brazilian culture and showing off its recent industrial advances”. Indeed, colonial architecture often shares man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transfer, in terms of “splitting between its appearance as original and authoritative and its articulation as repetition and difference (Homi Bhabha, 1994),” hence in the making of Brazilianness these privileged colonial presences became essential, as Niemeyer tried to show us, through the most ubiquitous building material, concrete.

The idea of modernity has a long history in Western philosophical thought. It has a predominant role i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theory, literature, and in relation to utopian praxis towards discussions on governance, communal living and well-being. In architectural terms, “every country starting out on the journey from backwardness, the opening of the first cement plant was always a historic moment, marking one of the first steps on the ladder of modernisation. The arrival of the capacity to produce cement at once delivered up to that country a constructive capacity that gave it parity with the most developed economies” (Forty, 2012). The experimenting use of concrete in Oscar Niemeyer’s monumental buildings obliterated local vernacular and symbolic idiom acquired from Le Corbusier, made everywhere seem the same. A Brazilian architectural vocabulary was created, with an attempt to show the world that Brasília represented not only “a national declaration of cultural independence” but also a protest against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olonial architectural style, Spanish Baroque and French classicism (Behrendt, 1943).

 

The old is dying, and the new cannot be born; in this interregnum there arise a great diversity of morbid symptoms (Antonio Gramsci, cited in Crapanzano, 1986).

 

Despite the grand, utopian vision of Brasília’s urban redevelopment program, the reality of life in Brasília today is very different, with the lowest economic classes having been expunged from the centre of the capital to live in shanty towns; there is a chasm between romanticism and realit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failings to recognise that the nature of a successful city is that it is organic, that its success is often in its incompleteness, and to see complex systems of functional order as order instead of chaos (Jacob, 1961). Initially, Brasilia was planned for a population of just 500,000, but this has risen to 2.8 million and more than four million including satellite towns. “There are several suburbs – of these distinctly unplanned settlements – where one will find a life and a spirit very different to that of the elegant set-piece architecture and rational street plans of central Brasilia itself. Where, though, in a traditional city these satellite settlements would form a part of an urban whole – the ‘east ends’ of a city – here they are cut off from the core of the capital” ( Scott, 1997). More precisely, the zoning pattern had a social dimension. It became a valuable tool to delve deeply into the complexities of cultural negotiation and creativity that surpass modern conceptions of nation. Although the idea of Brasília was created out of a progressive and democratic government, the urban plan revealed a conflict between what the planned Brasília meant for capitalist economy on one hand – to serve authority and the privileged – versus the other – the socially immobilised, negotiated in the context of Fordism (Debord, 1967).

 

Case Study

Another perspective on ‘placemaking’ can be obtained through films, which are a useful resource to understand changes in the urban fabric because of their ability to provide multidimensional information both spatially and temporally. It is possible to understand changes within Brasília’s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by working with films as sources containing elements of interpretation, such as who the actors are within the urban fabric. Such an understanding may lead to a better comprehension of the present through this lens. The film lens on the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correlates with the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ruler (i.e., the ideologi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nd his gaze onto the city (i.e., the citizen).

It is not accidental that Brasília became an aesthetic symbol of nihilism in the cinematic term. The ‘truthful’ representation of Brasília was depicted by the Brazilian Director Fernando Campos in his archive film Circa (1957). The film illustrates how the geopolit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concept of spectacle have directly been involved in the decision-making of which narrative history or memory to forget and suppress, and which is central or peripheral. As we shall notice from Circa, Brasília was built to be traversed not on foot but in a motorcar, highlighting the modern, progressive notion of the glorious “machinery of representation” in industrial society. This notion of the gaze appeared as a recurrent phenomenon in Latin America from the time of its adoption in the spatial sense to emphasize the systematic and regularized nature of authoritarians. These views make use of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s of display, and how it is much more than an instrument of delivering an idea or a statement but is a combining of symbolic metaphors to juxtapose history and reality. Given that visual technologies are never neutral in terms of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Debord, 1967), it is of interest that the film director Fernando Campos was a Portuguese-speaker who made a conscious decision to dub the film into French. The film was in effect a marketing pitch to European investors. In a spatial sense, whole scenarios were established from a motor car which allowed audiences to situate themselves within the space. It is clear that the film was made as part of a larger social transformation urbanity project, and turned from visual form and narrative into function. 

 

References

 

Behrendt, Walter Curt. Book reviews – “Philip L. Goodwin, Brazil Builds. Architecture New and Old, 1652–1942 (Photographs by G. E. Kidder Smith), published by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1943

Berman. Marshall, The politics of authenticity, 1970

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1994

 

Debord. Guy,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1967

 

Forty. Adrian, Concrete and Culture: A Material History, 2012

Jacob, Jane.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1961

 

Huyssen, Andreas. Nostalgia for Ruins, Grey Room, No. 23 (Spring, 2006), pp. 6-21

 

PEIRANO, Mariza. A guide to anthropology in Brazil. in: Vibrant – Virtual Brazilian Anthropology, v. 2,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vibrant.org.br/issues/v2n1/mariza-peirano-a-guide-to-anthropology-in-brazil/]

 

Scott. James, Seeing Like a State, 1998

ARCHIVE FILM: Ministerio da Educacão e Cultura & Insituto Nacional de Cine Educativo (INCE), Brasília Planejamento urbano, Brazil, Director Fernando Campos. Circa 1957

Mediating Uncomfortable Memory – Difficult site of pain and shame in the AMA Museum (part 2)

The AMA Museum had emerged and evolved in response to the prevailing circumstances in Taiwan, for instance, to serve the local demands by drawing upon the long-term communication, the community engagement with its stakeholders, including the interest groups and communities themselves. Rather than merely borrowing from Southeast Asian regimes of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Initially, the principal aim of the AMA museum was pursuing peace and understanding, and furthermore, attempted to ease the growing tens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On account of not only putting judgment and revenge aside but also avoiding to generating didactic presentations, for instance, there are no informative entries, introductory wall panel, curators nor categorical statements at all. In this way, the viewers were encouraged to interpret the narrative actively. Through architecture elements like space, light, and materials which can have an impact on our mood in order to balance out the overtly heavy historical topic. This deserves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which I will elaborate o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Screen Shot 2018-06-14 at 8.10.14 AM.png

The dialogue between explan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which can ‘touch the beholder physically, emotionally and cognitively’ requires museumgoers to undertak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engaging and investing emotionally. One might re-consider how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may govern our sensations after visiting the Ama museum. For instance, in an ordinary way, handrails are commonly used while ascending or descending stairways in order to prevent injurious falls. In general, any number of public handrails can easily be ignored or abandoned. However, it is not the case for the AMA museum, the handrail is not united together simply by functions but also to articulate different meanings. It might be deemed pretentious to suppose that something as external as a rail could really have much of an effect on our inner mood. The visitors would probably rather expect themselves as able to generate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es independently of the colour, shape, and texture of the walls, anything else more significant instead of a handrail. Indeed, it was also designed to be interpreted, as a metaphor for not only holding grandmothers’ hands to walk through their stories but also by grasping their hands so as to provide stability or support. And yet, the handrail was deliberately designed to stabilise our physical attachment. It consisted of various materials: steel metal, red copper, wood and fabric which has the merit of offering diverse tactile experiences in order to alter our sensations (Apart from the red copper, the colour of the appearance is interpreted as a metaphor for the warmth from these grandmothers. Additionally, its transformative quality is essentially crucial, which is also used for the other installation.

 

In the AMA museum, architecture would more appropriately be interpreted as a branch of sympathy, with a crucial role to play in viewers’ contentment. Another example will be the design of this copper-made mural wall. The wall is not only a public viewing of goods but offering the audiences to partake in the installation activity. This is why the primary choice of choosing red copper. The material was utilized into a big portion of the building is especially worthy of notice. In the light of it is a compound of two reasons: its capacity of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its symbolic quality. Due to its capacity of transformation, the colour of copper façade changes naturally as time passes. By the act of encouraging the visitors to touch and leave the fingerprints to stay on the copper surface would accelerate the outline of the artwork becoming clearer (Wu, 2014). That is to say, we all know the world needs to be changed in many urgent respects, whereas the critical question is how this change might best occur. A romantic view of that is like how this discrete installation implied to us: social percep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can be altered only if there is an increase in the public awareness and social engagement. That is to say, in contemplating gender issues where is hard to meet on neutral ground, it can hardly be assured whether it will be indisputably correct or not, the most likely possible way we can do is to add generalized associations or surrogate meanings, with deeper forms of enquiry (Kavanagh, 2000).

Screen Shot 2018-06-14 at 8.10.35 AM.png

The installation, ‘Song of Reed’, consists of totally 2,000 transparent tubes and 59 brass tubes which were dangling from the wall, as one of the symbolic objects which are built on the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re were over 2,000 Taiwanese comfort women have suffered from being anonymous, whilst merely 59 of them has been documented. Each light tube symbolically holds memories of each individual grandmother, and now hangs above the head of passing visitors. With the stunning aesthetics, these memory-tied light tubes metaphorically not only imbued with a sense of hope and warmth also illuminate the conclusion of their life journey: a process of self-redemption and self-liberation, which now has become something of a Museum trademark (Wu, 2014).

Screen Shot 2018-06-14 at 8.11.00 AM.png

Aside from the exhibition areas, the Museums also includes a varied style of the archive, ranging from photographs, audio recordings of the accounts of AMA’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memory to some related documents and testimony. That complements the documentary film not only reflects on both individuals and shared histories, cultural specificities and colonial legacies but also shapes our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today in order to remind visitors to re-examine the collective memory yet to be written in history. The display of Her Moments which has been carefully crafted, with an arrangement of photographs documenting AMA’s various life status from the momentous of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through the juxtaposition of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y with colour photography in chronological order. Selected from recognizable landscape scenarios in Taiwan, as a trigger to evoke an oddly dual sense of time and a strong feeling of nostalgia and familiarity. According to the architect director Wu Sheng-Ming, the whole building of the Ama museum was renovated and based on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1895-1945) structure, in a sense, it was representing the execution of repurposing historically valuable structures so as to give the old house a new definition and a new attitude towards the topic of comfort women issue (2014).

 

Bibliography

Bergsdóttir. Arndís, Museums and Feminist Matters: Considerations of a Feminist Museology, NORA – Nordic Journal of Feminist and Gender Research, 2016, pp.126-139.

Chou. Ching-Yuan, Places of Pain and Shame Dealing with Difficult Heritage – “A cave in Taiwan: comfort women’s memories and the local identity”, pp.144-163, 2008

Carol. Duncan, Art Museums and the Ritual of Citizenship,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1

Cai. Yunci, Review of Museum of Our Own: In Search of Local Museology for Asia, Papers from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25(2): 5, pp. 2-7, 2015

Kavanagh. Gaynor, Dream spaces: Memory and the Museum,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M. Pearce Susan, Museums, Objects, and Collections

 

Nishino. Rumiko, the Women’s Active Museum on War and Peace and its role in public education, published by the WAM organisation, 2005

Ramos. Laura Diaz, “Feminist Curatorial Interventions in Museums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Transforming the Museum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2016

Simine. Silke Arnold-de, Mediating memory in the museum – Trauma, Empathy, Nostalgia, 2013 ▪ Wu. Sheng-Ming, AMA Museum, Taipei Women’s Rescue Foundation, 2014

Mediating Uncomfortable Memory – The Comfort Women Museum, AMA (part 1).

 

Since there are similar museums not only in Taiwan, South Korea but Japan also tackling the same issues of wartime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females and in an effort to have more of the primary rape victims heard how women were once treated as the first reward of a conquest. In the backdrop of Comfort Women Museums in the Southeast Asian context have shared the common focus on the long-term goal, which is actively seeking social justice and compensation from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herefore, this essay aims to illustrate what makes the AMA museum distinguish itself from the Rest of comfort women museums. I will highlight the key themes that form the narrative of the AMA museum. To begin with, in the different manners of contemplating with the museums’ collections in terms of the strategy of display and the careful design of their spatial design, and then moving on how engaging with its audiences, as well as in adopting post-colonial knowledge and changing gender perspective practices in museum curatorship. In terms of the implication of discernible global trend – museums tend to be hybrids, indicating one of the most obvious challenges is: how to bring in different demographics, to acknowledge as well as to understand that the public is diverse, plural and active, rather than as relatively homogeneous.

“Comfort woman” is a term that euphemistically refers to women who were forced to ‘serve’ as military sex slaves during World War II, in particular, this happened in East Asia whilst living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According to the surviving victim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tribunals, their testimonies have revealed the fact that these women rather kept silent for a half century, chief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highly concerned about the social discrimination and prejudice. A lack of attention to sexual violence is rife in Confucianism society, hence, it was not so surprising the sexual violence was excluded from the definition of war crimes until a short while ago. And yet, according to the director of the Women’s Active Museum on War and Peace (Nishino, 2005) there is a mounting evidence that there has repeated occurrence of sexual violence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mistaken social perception of the victims as shameful or filthy. In terms of the philosophy of Confucianism for being a woman, the primary virtue lies with being chaste. This awareness of the social problem seems to be a great start to heal the pain.

There has been political tension over Japan’s avoidance of facing up to its history of imperial expansion and wartime hostiles, Following the deal between Japan and South Korea,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drew up a list of demands that included an official apology, compensation, and the restoration of victims’ reputations and dignity, additionally, as part of a campaign package sought for compensation from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not only for financially supporting the victims and assisting them to rebuild their lives’ but for striving for gender equality.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aries evidence from the Taipei Women’s Rescue Foundation (TWRF), there were more than 2,000 Taiwanese women were forced into sexual slavery, of which only 59 have been confirmed as ‘actual’ victims by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during World War II. Only three of the women who spoke publicly about their suffering at the hands of

Japanese forces are alive with an average age of about 90. ‘Ama’ means grandmother in the Taiwanese Hokkien which refers to the affectionate name for grandmothers of those former comfort women and instead of an intention to stir up any bad feelings behind the initiative. The AMA museum is initially devoted to portraying the accurate history through the museum’s collection and displays – including the painting and drawing by these comfort women from the period of Japanese forced occupation, emphasizing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art as a way to cope with trauma from sexual abuse and war in an attempt to ease their mental anguish and show the character of the victims (Wu, 2014).

In the 1990s, a new model of ‘Memory Museum’ had emerged and rooted in between memory studies and museum studies, a confluence of factors suggest that it now shapes curatorial practice and discourse in more complex ways than before. Memorializa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ory and how it is told. It appears that there is an unavoidably strange tension between acknowledging there is a limitation of replicating framework of memories within museum and heritage and an urge to impose on the reluctant public to encounter these uncomfortable post-memories. Is it sufficient enough to simply apply the collective post-memories to illustrate the representations or the knowledge of the established myth of wartime sexual victims?
The role of museums has been endured from possessing a power to shape collective values and social understanding in a decisive fashion. Museums function as a social agent as well as a pedagogical apparatus weighted heavily not only in constructing knowledge but by providing a neutral space for confronting the diversely decontextualized cultural traditions throughout the display of objects and collections, it is well worth considering how not to alienate the viewers from dissemination hegemonic national narratives and ideologically.
Memory, akin to a dream, emerges and lingers in our minds, which were once such vivid and intact. The more we try to recall what the event was about, it starts to fade. Memory is a moment from the past that was filled with emotions and events, as a container for sensation. A moment is suspended between events and restoring information about abundant feelings could be hardly possible to be synchronized settled in the light of the feelings of pain and shame receded, while the memory has yet to be restored. That is to say, each of the immediate memories has always been distanced from its past, such accumulation of intangible recollection is too delicate to survive being handled by our conscious minds, neither tradition nor history possibly to be organically inherited. There is the only way to offer us a deeper and more accurate fact but to be artificially recreated. According to neuropsychology, each of episodic memory is elusive and highly selective. It demonstrated that forgetting is also a matter of remembering as something else, instead of subtractive, forgetting is additive in a fragment of memories. What characterizes memory museum most strikingly is “the postmodern has shifted from history as the authoritative master discourse on the past to the paradigm of memory (Simine, 2013) “. To be able to re-enact the past, indeed, vicarious pleasure is crucially acquired. This is most likely how the core concept of the AMA museum was designated, begins with giving us something else to remember so that we can learn to forget. Fundamentally, the process of exorcism is always political.

Needless to say, the exhibition owed much to these emotional investments from the viewers. In regard to the principle of this new type of memory museum, what empowers the role of museum-goers relied on adopting the curatorial and outreach practice. Simultaneously, it provides a mechanism to distinguish the established myth of war victims’ traumatized memories from the impersonal collective one. While the former’s memories emphasize the suffering as a redemptive force to unveil the untold past; the latter reveals the forms of knowledge that were hierarchical and embodied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selecting memories and censoring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 as an active political engagement. It cultivates the viewe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rased historical events not only by offering a total physical environment – both of the interactive multimedia technologies and strategies of narrative associated were deployed – but also by replicating the aura of the authentic object to viewers in order to evoke viewer a common sense of empathy, grief and guilt.

To recognize something is necessary to have prior knowledge of it. It is critical to bear in mind that observation relies on common sense or a fact that has been already known. In fact, most of the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have cognizant of the existence of comfort women is most likely contributed to the mass culture products, for instance, either the Japanese cult film ‘Memoirs of a Geisha’ (2005) where the twisted truth behind the myth of sexual war victim is overshadowed; or the Japanese manga ‘Neo Gomanism Manifesto Special – On Taiwan’ (2000) authored by Yoshinori Kobayashi, which is painfully distorted the history, by claiming Taiwanese women volunteered to serve themselves as comfort women for Japanese soldiers during World War II. Amongst these examples, indicated the fact that non-Western art often left unexplained or misrepresents for political purpose, which makes the situation for the living comfort women more complex and shed the light on the role of the museums.

…..